在互联网时代，图片可以被修改，数据可以被优化，故事可以被拼接。新一代的记者们，不仅要从有形或无形的围挡中突围，也要接受大众对新闻本身的质疑。这份工作，还将如何持续？

　　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记者们，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应对社会中新闻土壤的改变。而瑞士的全球真实故事奖，作为首个为全球记者设置的奖项，则为这个变动中的小共同体提供了交流与参照的契机。《单读 26·全球真实故事集》曾收录过 5 篇来自该奖项的作品，此后也一直关注每年奖项的最新动向。

　　今天我们分享一篇特别的故事，来自 2024 年全球真实故事奖的入围者吴呈杰。他记录了自己前往瑞士伯尔尼参加颁奖典礼的旅程：在一种跨越国境与文化的理想主义氛围中，他与各地的记者们结下“革命情谊”，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确认中国记者的工作坐标。

　　对于中国的记者们来说，新闻工作如何持续，如何与其他国家的作品分享舞台和语境？这不仅是一篇关于困难的故事，也是一篇关于幸运与幸存的故事。吴呈杰写道，“中国是个大舞台，而我是第一排观众”。一切仍正发生。

　　从日内瓦到伯尔尼的火车一路沿着湖开，窗外的景色绿得像用油漆刷过一遍，远处的雪山隐隐绰绰。伯尔尼并非一个热门旅游目的地，或许还是全球最没有存在感的首都之一。我来伯尔尼是为了参加“全球真实故事奖”的颁奖典礼。

　　“全球真实故事奖”是首个面向全球的新闻奖，由一贯保持中立的国家瑞士主办，显得合情合理。2023 年，我的报道《两个世界：父亲与自杀的少年》入围了中国区短名单。今年更进一步，在来自 101 个国家和地区的 942 份参赛作品中，我的作品和另外两篇中文作品一起，入围了最后的全球提名名单，共有 36 篇。受邀参加颁奖典礼的过程很庄重，我接到了一个来自瑞士的电话，主办方的一位女士用带浓郁德国口音的英文对我说：“你是吴吗？恭喜你！”——仿佛我得了诺贝尔奖一样。

　　我这次的入围作品是《一个青年劳动者的 19 份痛苦肖像》，发表于“正面连接”，写一个年轻人在毕业六年里换了 19 份“狗屁工作”。他干过店员、地推、客服和审核员，也在封控的尾声，应聘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”的疫情专席接线员。这不仅是一个有关当代年轻人处境的故事，也是一个有关压迫与反抗、权力如何密不透风又如何一击即碎的故事。

　　吴呈杰入围“全球真实故事奖”的作品《一个青年劳动者的 19 份痛苦肖像》（文中照片皆由作者提供）

　　另外两篇中文作品，一篇是记者姚胤米在 2022 年底、新冠疫情放开后的报道《无声的风暴：奥密克戎来过北方村庄》，另一篇是记者罗兰的《城堡里的马原》，写作家马原 13 岁的儿子在父亲建造的城堡中去世的家庭悲剧。

　　欢迎晚宴上，我们三个中国记者和三个拉丁美洲记者坐在一桌。除了其中一位来自阿根廷，另外两个记者所在的萨尔瓦多和厄瓜多尔，是我们要打开谷歌地图才能定位的国家。西语区的英语比中国人的英语还要散装，但自来熟的本领是天生的。连比带猜，没说两句话，就开始举着酒杯说“kanbei”（干杯）了。“中国，太大了”，他们边举杯边说。

　　来自萨尔瓦多的大哥满脸横肉，还剃了一个莫西干头，发油闪亮，很像黑帮老大。一查人家的稿子，选题也很有黑帮味道，名为《我们，被屠杀的人》，写洪都拉斯的女子监狱里的四十六名女囚犯被其他囚犯屠杀。我们感叹题材之骇人，萨尔瓦多大哥皮笑肉不笑地说，这在拉丁美洲太常见了。

　　他的直言不讳延续到了颁奖典礼上。主持人问他，认为自己的报道产生了多大的影响。他回答：“我不相信有什么影响，虽然每个记者都渴望它。”

　　萨尔瓦多大哥已经连续两年入围了。我的朋友熊阿姨在去年的“全球真实故事奖”颁奖典礼上认识了他，那时他还是只身前来，今年就带上了老婆。去年他获得第二名，写的是真正的黑帮故事——一个贩毒集团如何凭借和洪都拉斯政府的裙带关系，跃升为中美洲最大的黑手党。

　　我和其他中国区的入围者一边吃难以下咽的意面，一边在饭桌底下偷偷翻同桌人的稿子。阿根廷和厄瓜多尔记者写的分别是，阿根廷独裁政权的将军在南非的流亡生活，和非法黄金开采者在厄瓜多尔国家公园里建立的独立王国。于是我们变得平静了，自知自己的报道无法与之相比，不会有得奖的可能。

　　结果的确如此。今年，萨尔瓦多大哥勇夺第三。第二名获奖者写的是美国屠宰场里一名移民童工的故事，颁奖词写道：这篇报道揭露了针对社会最的不法行为，并且指出了政府的失职。记者用优美的文笔，层层揭示了制度化的虚伪和社会的两面性。

　　第一名的获奖者来自印度，题目是《印度证人的审判：一名男子如何陷入法律噩梦》。记者用两年时间跟访了一个想成为证人的目击者，但警察和法院都无视他的话。

　　后来我和一位评委聊天，他看完我们中国记者的报道的感受是，中国虽然没有过硬的调查报道，但有很好的非虚构传统。我说，两者的逻辑关系不是“虽然但是”，而是“因为所以”。另一个评委说，我的报道“almost won”（差点获奖），一直在评委们激烈讨论的短名单上（但也许是安慰之词）。她认为我的文章是“忧郁且诗意的”，但其他国家的报道，题材都太重要了。有一位获得“荣誉提及”奖的伊朗记者，写的是伊朗爆发的高喊“女性、生命、自由”的运动。这位记者至今还在监狱里。

　　颁奖典礼之前，我们听了两场演讲。其中一场的主讲人是澳大利亚记者、“维基解密”网站创建者朱利安·阿桑奇的妻子斯特拉·阿桑奇，她原本是阿桑奇的律师。2019 年起，阿桑奇被关押在伦敦的监狱，他们是在监狱里结婚的。

　　另一场的主讲人是一位德国记者，他分享了他和团队共同完成的一个报道的幕后。他们发现了一群在秘密集会的新纳粹分子，包含政客和财力雄厚的企业家，这些人正计划着将数百万人驱逐出德国。主讲人很会讲故事，图文并茂，娓娓道来，详细描绘出记者们如何获得集会地点的定位，再偷偷带着相机，骗过安保，潜伏进现场。为了更直观地呈现集会过程，他们甚至找来演员，用视频的形式还原了现场。

　　分享结束后，记者和主持人在台上陷入了激烈的辩论。分歧在于，德国记者说他的身份认同不只是一位记者，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，哪一重身份的目的都是“改变社会”。主持人则认为两者不可混淆，记者要恪守职业边界，只能是忠实的记录员。

　　我和另一位入围者罗兰说，听这样的辩论可真是奢侈，甚至不知道在听的时候，我们思想的站位在哪里。

　　这是第一世界国家在关心的问题，用 15 年前刘瑜一本书的书名来说，就是“民主的细节”。这几天，我们听了太多遍瑞士人用“嫌麻烦”的语气说起他们一年四次的全民公投，“连要不要买直升机，都要公投”。2016 年，瑞士人还公投否决了“无条件基本收入”制度。这项制度设想，每一个瑞士公民都应当每月无条件获得 2500 瑞士法郎（折合人民币两万元）。78% 的瑞士人投了反对票，他们担心会给公共财政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，也担心会有越来越多人不愿意工作。

　　瑞士人骂起自己国家来比谁都狠。我们在伯尔尼的时候，正赶上伯尔尼的足球队夺得瑞士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。经过人山人海的庆祝人潮时，一位瑞士记者无奈地扶额。“真不知道他们在高兴些什么，”她说，“我猜这些人里有不少民族主义者。”我拍下了一个穿球衣的小男孩爬上电线杆的照片。她又说，“我还以为这一幕是抗议呢”。

　　和很多瑞士人一样，她一周只工作四天，记者对她来说只是一份兼职工作。不过我查阅了她的个人媒体主页，她极其高产，以四天一篇的速度发表文章。当然，她关心的议题就更是“2.0”了：我们需要没有手机的学校吗？如何提高青少年精神科医生的工资？

　　她入围的作品记录了在一个 7 岁的女孩变成男孩的过程中，他的家庭如何保护他免受歧视与侵害。她在文章里写道：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。”

　　颁奖典礼结束后的第二天，我和另一位入围者姚胤米进行了一场对谈。对谈地点在伯尔尼历史博物馆里，我们的周围环绕着出土文物。这场对谈的主题叫作“当代中国人的怕与爱”。

　　主持人是一位已经来瑞士三十年的山东大哥，人很热情，后来有一天还开车带我们短途自驾。那天城市空无一人，大哥说，因为是星期天。他刚来瑞士的时候，星期天在院子里晾衣服，邻居过来敲门问：今天你们怎么可以洗衣服？我们问，那星期天应该做什么呢。答案是什么都不做。

　　也许是因为这位主持人来瑞士太久了，他已经与中国的语境产生隔膜。对谈中他说，看完我的报道的感受是，现今时代的痛苦是虚无感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。人们好像有很多选择，好像也有很多机会，结果一天天都是毫无意义的狗屁事。

　　我说，认为一些事是“生命不可承受之轻”，也是一种“不可承受之轻”的说法。也许在瑞士是这样，在资本主义高度饱和的地方是这样，痛苦的来源是虚无。但在中国，年轻人面对的问题很简单，“上一个岸”，找到一份工作，然后我们再来谈意义。

　　无论是此前在法国戛纳，还是此行在瑞士伯尔尼，我感受到新冠过后海外对中国的态度甚至都不是敌意，只是陌生——或是由陌生带来的不关心。一位评委说，中国就像另一个世界，人们知道有事情在发生，却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。

　　一位来听我们对谈的华人阿姨说，我们在谈论复杂的中国问题，瑞士人却还在盲人摸象，只摸到一个粗糙的轮廓。我们在对谈里提到“以前的中国”，指的是千禧年初生机勃勃、一切都在变好的中国，但对瑞士人来说，“以前的中国”只能让人联想到清朝。

　　这种倒退是双向的。和一些“00 后”的小朋友聊天，他们把出国想成一件尤其困难的事。一开始我没法理解，因为我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正背着登山包在二十个欧洲国家穷游。后来才想到，新冠疫情覆盖了他们的大学四年。那本该是年轻人认识世界的起点。

　　来听我们对谈的那位华人阿姨今年 60 岁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她从北大地理系毕业之后，在农科院和中科院工作。九十年代初，29 岁那年，她决定只身赴往瑞士。

　　我们受邀去她家做客，一起在四面通透的客厅喝茶。她说，自己从山西的一个小城市考学到北京，在那之前从未出过国。在那之后，有很多中国人“出去”，但她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纠结了两年，咬咬牙，还是赶上了最后一班车。大多数人去了美国，因为她在瑞士有熟人，才选择了瑞士。至于选择伯尔尼，是因为她看了一圈瑞士的大学的招生手册，只有伯尔尼大学对外国人免收几百块的附加费。就因为这几百块，她当了一次自己的上帝，将自己像骰子一样掷到了伯尔尼。

　　在伯尔尼，她一个人都不认识，德语很差，几年都回不了国。但回忆起来，她却不觉得辛苦，她几乎迅速就适应了吃奶酪、啃面包。她觉得自己的胃擅长遗忘。

　　也是在伯尔尼，她遇到了自己的瑞士丈夫。丈夫和她一样富有冒险精神，在八十年代初就曾坐西伯利亚铁路去过中国。那时中国只给外国人发三天的签证，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讲，但就是有办法自己摸索到最近的派出所，申请了签证延期。最后他在中国待了一个月。他在派出所学会的第一句中文是“来，喝茶”。

　　我们见到了她的两个可爱的混血女儿。她对女儿们说中文，女儿们听得懂，但回以德语。她一直在劝女儿们多和我们聊聊天，介绍我时说：“这位哥哥和妈妈毕业于同一所大学，你们知道妈妈的母校是哪里吗？”

　　我感到她非常希望女儿们能了解她的来处。她有她的历史，她的国家。新冠之前，还有国内的亲戚过来旅游，但这天之前，这栋房子已经五年没有中国人到访了。她安定下来后，曾想把妹妹接过来，可是妹妹待了两周，逃难似的回了国。她对我们的热情，或许是出于孤独。

　　女儿们和她们的爸爸、爷爷以及更老的祖先，都就读于伯尔尼大学。他们家就紧挨着伯尔尼大学，是一栋漂亮的三层老房子。一楼是她丈夫家祖传的百年药店，列宁在伯尔尼策划十月革命的时候，曾来这个药店买过药方。

　　我说在中国，一天发生的社会事件也许是在瑞士一整年的总和。中国是个大舞台，而我是第一排观众。我们用公开或非公开的方式将这一切扫描下来，从历史的角度来说，它们最终都会变成珍贵的底稿。身为一位记录者，这是我的幸运。

　　在伯尔尼的最后一晚，所有人一块去喝酒。坐我旁边的是两位评委，一位是《纽约客》的专栏作家 Jon Lee Anderson，也是《切·格瓦拉传》的作者。另一位是 Nuruddin Farah，他来自索马里，常年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，被誉为“当代东非文学的基石”。这是我后来才谷歌搜索到的，因此在聊天时毫无负担。

　　我戴了 Taylor Swift 的友谊手链，Jon Lee 问我，你是 Swifty 吗？他又问 Nuruddin，你知道 Taylor Swift 吗？快 80 岁的 Nuruddin 颤颤巍巍举起手：“我还知道她男朋友是打橄榄球的。”“还是堪萨斯城酋长队的，”Jon Lee 说，“真荒谬，我不听 Taylor Swift，也不看橄榄球，连我都知道这个。”

　　两位作家都很爱讲名利场的污秽。譬如有人在瑞士雪山脚下的庄园里给狗举办豪奢的派对；新加坡的商界寡头花一百万请一名作家做一场讲座；一位电影明星，足够美丽也足够年轻，仍然在她的脸上“do a lot of work”（做许多改动）。Jon Lee 说，想要写畅销书，无非是去写三个主题——如何变得有钱、性感、长生不老。

　　我觉得这群人有共通的底色。跨越了国族与家庭背景的差异，不随际遇与地位改变，你本来拥有的视角，即便在一只手碰到诺贝尔奖的奖杯之后，仍然是你可以拥有的视角。我的友谊手链上印的英文是“Anti-Hero”（反英雄），那位很讨厌瑞士的瑞士记者来回摩挲这几个字母，说这是属于记者的手链。

　　一个写政权的德国记者要提前离开。他即将驾驶房车出发，穿越欧亚大陆，去报道中国和亚洲。大家都祝他踏上一场伟大的旅行。

　　Jon Lee 一直在说，他闻到了披萨的味道，不过最终我们都没等来披萨。饥肠辘辘的记者们穿过晚上九点半的伯尔尼街道，去找一家墨西哥餐厅。后厨下班了，我们继续去找下一家。天空飘下雨来，亚洲人、南美人、欧洲人和非洲人塞满了那家坚持营业的墨西哥快餐店。觥筹交错的酒会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，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墨西哥玉米饼配粗薯条和可乐的套餐。

　　这是一个我不会忘记的晚上。尽管我和他们才认识四天，却像有了很深的革命情谊。后来阿根廷记者在群聊里发了一条消息：我还在伯尔尼，没有你们，这座城市显得好空。我们是一起趟水的人，告别时我和每个人都用力地拥抱。我仍然要回去面对需要面对的，困难并不因此减少，但有些困惑消失了。记者无法也不必成为英雄，做反英雄的小人物也不赖。我们要幸存下来，要健健康康活下去，我将在新的坐标系里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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